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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规则手册:CLARITY法案为何在参议院搁浅

CLARITY法案于2025年7月通过,此后一直列在参议院第423号议事日程上,直到2026年7月仍因道德问题、第604条款以及稳定币收益问题而未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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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LARITY法案于2025年7月17日在众议院通过,截至2026年7月,该法案仍停留在参议院日程第423号,既未进行全院表决,也没有提出终止辩论动议。共和党人持有53个席位,这意味着法案要跨过60票的门槛还需要七到九张民主党选票;目前只有参议员Ruben Gallego和Angela Alsobrooks表示支持,且都附带了条件。尽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2026年5月14日以15比9的投票结果推进了妥协文本,这个票数差距始终没有缩小。

CLARITY是一部市场结构立法。它会把多数加密资产的现货市场监管权划给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而非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数字商品交易所、经纪商和交易商设立联邦注册类别,并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网络的原生代币不再被视为证券。这些东西目前在成文法中都不存在。美国数字资产市场结构目前是由执法行动、不采取行动的立场、各州货币转移许可制度,以及逐项套用1946年Howey测试拼凑而成的。

阻碍该法案的是三个具体争议,而非日程安排上的拖延,每一个争议都在保护一个不同的建制利益方:持有加密资产的官员和候选人、州和地方检察官,以及靠稳定币余额赚取手续费的交易所。任何解决其中一个争议的文本,往往会在另一个问题上失去选票。这是一种持久的阻滞,因为涉及的这几方彼此之间并不是在互相博弈。

这场拖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CLARITY本应回答的那些问题,还是会被回答,只不过是通过监管机构的产品决策和诉讼途径逐一解决,而这些场合给出的答案只针对单个产品或单个被告,而非整个市场。

以下内容有两个限制。我们的信源是一篇关于参议院僵局的2026年7月新闻报道,以及一份律所的立法追踪文件;我们没有拿到关于成熟度测试或第604条的具体法案文本,会在相关处标注这一点。众议院表决结果,一份资料记载为294比134,另一份记载为294比130,我们尚未与官方投票记录核对。任何关于最终条款或通过时间的表述都应被视为暂定的。

管辖权划分改变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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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TY的核心操作是把一类特定资产的现货交易从SEC的管辖范围中剥离,交给CFTC,同时让SEC保留对仍属于投资合同的资产的监管权。追踪文件描述了CFTC对数字商品现货市场的专属管辖权,以及一套由CFTC监管的数字商品交易所、经纪商和交易商注册制度。这项变化改变的是结构,而不只是换个监管机构的牌子,因为CFTC从来没有过针对任何资产类别的通用现货市场注册框架。它的权限历来局限于衍生品,对现货市场的触及基本限于事后的欺诈和操纵行为。

注册类别才是实际影响最集中的地方。目前,一家美国交易平台若要交易代币,需要拼凑州货币转移许可、适用情况下的纽约BitLicense、银行保密法义务,以及与SEC就哪些上币产品可以保留所达成的各种安排。联邦数字商品交易所注册会用一个受监管的统一身份替代这种拼凑状态,并附带通常的配套要求:资本金要求、客户资产隔离、记录保存、报告义务和检查制度。已经承担了大部分这类义务的交易平台能从中获得上币方面的法律确定性。而承担义务较少的平台将面临成本的阶跃式上升。

配套修正条款应该得到比通常更多的关注。追踪文件指出,CLARITY会把CFTC的商品池监管延伸到数字商品现货市场活动。商品池规则最初是为那些募集投资者资金并交易期货的载体设计的,要求运营方和任何为该池提供顾问服务的人员注册。如果把同样的措辞套用到数字商品现货上,可能会覆盖到一些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基金”的实体。最明显的对象是那些募集资金并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代币的数字资产国库公司,以及管理这些持仓的运营方和顾问。从现有的摘要中无法判断这种覆盖范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而这正是那种会在法案生效后才被人发现、而非在审议阶段就被注意到的条款。

现有信源没有描述的是过渡机制。一项今天还是投资合同、明天变成数字商品的资产,必须从一种监管体系转移到另一种,这会影响谁可以上币、需要附带什么披露信息,以及此前的销售是否仍可能面临撤销索赔。一部只定义了两个类别却没有明确转换程序的成文法,会把转换问题留给诉讼来解决,这就引出了整个架构所依赖的那个关键条款。

成熟度测试是承重结构,而我们读不到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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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区块链”这个概念是把一个代币从SEC的那一栏转到CFTC那一栏的铰链,而我们没有拿到它的法定判定标准。我们的信源是二手转述:一个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达到某个门槛后,其原生代币就不再被当作证券对待。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委员会报告或法案文本说明具体的判定变量、举证责任归属,或裁决者是谁。以下分析针对的是起草者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在解读一份我们拿不到的成文法文本。

任何可行的成熟度测试都必须确定三件独立的事情,而它们各自会以不同的方式失效。

第一是可观察的指标集合。去中心化在实践中其实是关于控制权的主张,而控制权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谁能推动协议升级、质押或算力在运营方之间如何分布、发行方及关联实体持有多大比例的供应量,以及网络是否依赖某个特定团队才能维持运转。这几项都是可衡量的,也都可以被操纵。质押可以被分散到名义上独立、实际由同一资金方控制的多个验证者身上。升级权限可以被包装进一个多签钱包,签署人实质上关联但在纸面上不关联。一个在离岸注册的基金会持有的供应量,仍然是由一个对代币价格有利益关切的主体持有的供应量。一个用数字和百分比写成的测试,会诱使人们围绕这些数字去做结构设计。一个用实质标准写成的测试,则会重现Howey测试本就提供的事实与情境考察,只是换了套新词汇,却没有积累下相应的判例法。

第二是程序。有三种设计方案可选,它们对风险的分配方式截然不同。发行方自我认证加监管机构异议窗口,把举证责任压在监管机构身上、要求其在截止日期前采取行动,这对发行方有利,也会产生监管机构可能无力逐一审查的大量自我认证。由监管机构主动作出认定,则把举证责任压在发行方身上,并形成排队等候,排队时长本身就会变成实际的政策。把问题留给法院,则意味着只有在有人被起诉时问题才会被解决,这基本就是现状,只是多了几道程序。我们的信源没有说明CLARITY采用的是哪种设计,而这个选择对结果的影响其实比实质判定标准本身更大。

第三是出错的后果。Howey测试是在销售那一刻进行评估的,所以一旦判断失误,责任就固化在一笔已经发生的交易上。而成熟度测试创造的是一种持续存在、原则上可以翻转的状态。如果一个已经被认定为成熟的网络之后又重新集中化,代币是从那一刻起恢复证券属性,还是原先的认证本身就构成一次具有追溯效力的注册违规?上币的交易所需要在上币之前就得到答案,而不是之后。一部对回转问题保持沉默的成文法,会把这个问题留给第一起执法行动来裁决,而恰好成为被告的那家平台,就得替所有人承担解决这个问题的代价。

Howey测试同样一直处于诉讼之中,这是最有力的反驳

一个合理的反驳是:持续的诉讼并不意味着一个标准不可行。Howey测试自1946年以来一直受到持续的挑战,却仍然是一套可操作的规则,原因是八十年来的上诉判例已经把边界问题填补得差不多了。证券律师在大多数事实情形下无需打官司就能给出建议。

这个反驳有道理,但并不完整。一套新的法定测试会把解释性的判例积累重新归零。任何一个新标准运行的头几年都是代价最高昂的阶段,而承担这部分代价的是那些率先行动的人。一家拥有律师团队和充足储备的成熟平台承担得起做第一个试验性案例的成本;一个新兴发行方通常承担不起。所以,即便一套最终运行良好的成熟度测试,也会有一个代价分配不均的过渡期,而这种不均衡的方向对现有大型机构有利。这正是人们希望判定标准能在成文法中被严格明确规定、而不是留给后续发展去摸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立法进程走到这么晚的阶段,仍然看不到公开、详细的文本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三个争议,三个利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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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阻滞的这几个争议并不是围绕加密货币这一个话题的不同变体。每一个都威胁到一种不同的利益,这正是为什么逐一解决它们一直没能奏效。

争议程序进展反对方利益商业或机构利害关系
官员的伦理和内幕交易披露Van Hollen修正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1比13未通过;参议员Gillibrand将可执行的披露义务视为支持该法案的前提条件寻求利益冲突规则的参议院民主党人据报道,特朗普总统披露的加密相关收入约为14亿美元(单一信源,未经核实)
第604条非托管开发者豁免已写入众议院通过的文本;在参议院审议过程中持续存在争议全国地区检察官协会及检察官群体基于货币转移和《银行保密法》的起诉理论
稳定币收益2026年5月12日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文本禁止对闲置余额支付利息,但允许基于活动的奖励银行业;与GENIUS法案的利息禁令相互作用据报道,Coinbase的USDC关联奖励收入每年约为13.5亿美元(单一信源,未经核实)

伦理披露问题与法案本身直接相关,而非附带条款

伦理之争乍看之下与市场结构无关,但一旦放到成熟度测试的背景下看就不是了。CLARITY会赋予监管机构对分类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类决策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认定某个网络已经”成熟”,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事件。持有该资产、或持有相关实体权益的官员,就会提前站在这个事件的有利位置上。因此,披露要求是这部法案设计内在的问题,而不是外加的,这也使得它更难被当作交易筹码放弃。Van Hollen修正案在委员会以11比13被否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它推到了全院表决,而参议员Gillibrand设定的前提条件直接关系到法案所需的那些票数。

第604条问的是:没人持有资金时谁该被起诉

货币转移责任历来取决于谁控制客户资金。一个发布非托管软件的开发者从未实际持有过任何东西,这意味着附加在转移者身份上的多数义务,是这类主体根本无法履行的:它无法冻结一个自己不持有的账户,也无法为一个自己从未与之签约的对手方办理准入手续。据我们的信源描述,第604条正是在此基础上为非托管开发者和前端应用提供豁免,使其不受货币转移和《银行保密法》规则的约束。

检察官反对的理由是,这项豁免取消了一种曾被用来起诉混币和跨链桥软件开发者的起诉理论。他们的立场有其机构逻辑,但这种逻辑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因为执法机构和检察机关通常更倾向于拥有更宽的管辖权,而不是更窄的。但这种反对也不完全是出于自利。把转移者责任限缩到仅针对托管方,确实会留下一个真实的空白:当托管方在境外,而这套软件是整条洗钱路径中唯一与美国有连接的环节时。第604条用执法触及范围换取开发者的确定性,而这笔交易的两端代价落在不同的人身上。

稳定币收益之争本质上是存款竞争,只是披了一层加密的外衣

一枚不给持有者支付任何收益的美元代币,竞争力比不上会付息的银行存款。GENIUS法案禁止发行方支付利息,从而维持了这个差距。各交易所重新设计了经济模式:向用户支付报酬以换取其在平台上保留余额,而支付资金来自发行方赚取的储备金收益。2026年5月12日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文本试图划出一条界限:禁止对闲置余额付息,但允许基于活动的奖励。

这条界限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活动”一词如何被定义。如果一个偶尔发生交易的账户所持有的余额也算作”活动”,那这个所谓的妥协方案不过是给现有项目改了个名字,实质没变。如果定义要求奖励必须与交易挂钩、且静止余额不得计息,那就会实实在在地切掉一块收入,据报道Coinbase的这部分收入每年约为13.5亿美元。我们的信源把这个数字归于单一的新闻报道,我们没有独立核实过。银行业在这里的利益是防止存款被替代,这也是唯一一个反对方能拿出与受益方同一量级、可直接衡量的财务利害关系的争议。

DeFi前端夹在两种定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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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TY的注册触发条件是针对中介机构设置的,而一个DeFi前端在某些意义上算中介,在另一些意义上又不算。一个帮用户构建交易、供其签名的界面本身不持有资产,这使它不落入托管定义的范畴,但它确实在征集和路由订单,而这正是经纪业务的功能核心。法案对”数字商品经纪商”的定义是否覆盖这类活动,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摘要资料中判断,而这很可能是整个行业最关键的一个起草问题。

据报道,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妥协方案增加了一套DeFi交易协议框架和一项破产安全港条款。我们的信源都没有对这两项内容进行实质性描述。我们在此标注这个空白,而不是猜测:一套”协议框架”既可能意味着一种以非托管为前提的有条件豁免,也可能意味着一个义务较轻的注册类别,而这两种结果对同一批项目来说是截然相反的。

无论哪种定义胜出,执法层面的失效模式都是一样的。可注册的义务是附加在可识别的运营方身上的,而在一个非托管的技术栈中,唯一可识别的运营方通常只是那个运营域名和网络服务器的人。部署在公链上的合约没有运营方可供注册。于是前端注册变成了一个卡在系统中最具流动性的环节上的关卡,而系统中最不具流动性的环节却毫发无损。可预见的结果是,前端托管会迁移到美国司法管辖之外,而底层合约仍继续处理源自美国的资金流动,这样产生的只是合规成本,却买不到这成本本该换来的监管可见性。这种动态表明,并不是说不该监管前端,而是说在施加义务之前,必须先明确监管收益究竟是什么,而这一点在两份草案摘要中都没有体现。

谁从僵局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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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觉上的划分是:拥有牌照的美国老牌机构希望法案通过,境外平台则希望继续拖延。但这种划分只部分成立,到了稳定币问题上就站不住了。

参与方在当前拼凑体制下的处境CLARITY(据描述)带来的影响对时间进度的净倾向
持牌美国交易所依靠州牌照运营,上币立场需与SEC协商;上币风险是最大的约束获得联邦注册和上币确定性,但稳定币收益限制会打击一块现有收入来源态度复杂,完全取决于”活动”的定义
境外平台受到执法风险和银行准入的约束,而非缺乏规则本身一条它们不太可能走的注册路径;更清晰的边界便于将其排除在外略微倾向于拖延
银行存款基础与有收益的稳定币产品竞争GENIUS法案的利息禁令得以保留并在实质上扩展倾向于要么以严格定义通过,要么拖延
非托管开发者仍面临货币转移和BSA理论下的剩余风险第604条消除这种风险强烈倾向于通过
检察官现有的起诉理论完好无损第604条会取消这些理论强烈倾向于拖延或修改
数字资产国库公司持有资产负债表代币,未受注册监管该实体及其顾问可能需要按商品池注册倾向于拖延,这一点可能未被充分关注

从这张表中可以得出对标准叙事的两点修正。境外平台本来就受到执法行动的约束,也受制于获取美国银行业务关系的难度,而这两个约束都不取决于CLARITY的状态。它们从拖延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是真实存在的,但比通常的说法要小,因为限制它们进入境内市场的,并不是一部它们本来就不打算去注册的成文法。

更有意思的是老牌机构的处境。一家持牌美国交易所会因法案通过而获得上币确定性,同时会因为收益条款而失去一笔据报道达九位数的收入。它究竟是否支持这部法案,取决于哪个数字更大,而老实说,这个问题除了这些公司自己之外没人能算得出来。我们的信源没有记录任何公司的游说立场、支出或公开表态,所以我们不对动机做判断。从结构上能说的是:对任何在当前拼凑体制下收入本就合法的参与者来说,拖延的成本很低,而这正是大多数大型美国平台的处境。没有什么紧迫性能驱使它们接受一份对自己不利的文本。

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反驳是,这场僵局反映的是真实的分歧,而非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可执行的伦理披露、执法部门能否接触非托管软件,以及存款竞争,都是理性的立法者可以合理产生分歧的实质性问题。把拖延完全归咎于利益相关方,会比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更简单、也更片面。

真空地带会被今天正在做决定的人填满

每多拖一个月没有成文法,CLARITY本该解决的问题就会被监管机构的产品决策和诉讼零敲碎打地解决掉。一家寻求上市新型合约结构的衍生品交易所,会从CFTC那里得到这个结构是否被允许的答案;一家为其事件合约产品辩护的平台,会从法院那里得到管辖权归属的答案。每一个答案在形式上都是针对个案的,但影响却是广泛的,因为下一个参与者设计产品时参照的是这个先例,而不是一部根本不存在的成文法。

我们需要明确指出,我们的信源没有记录围绕该法案的评论中提到的具体永续期货和预测市场诉讼程序,我们在这里不对这些案件的事实作任何断言。但结构性论点本身依然成立。在真空中做出的决定会逐渐积累成行业惯例,而行业惯例具有黏性。企业会围绕它们得到的答案去搭建产品、托管安排和合规职能。等到立法真正落地时,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而必须去取代那些已经投入到监管机构层面既成安排中的资本。拖延的时间越长,CLARITY与它本该取代的那套体制之间的实际差距就越小,法案最终的功能很可能变成对既成安排的追认,而不是对它们的引导。

这种动态还会以一种强化僵局的方式改变游说的算计。一个已经从监管机构那里得到有利答案的参与者,没有太多理由去接受可能重新打开这个问题的成文法文本。拖延会把暂时性的胜利变成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程序上的最终走向,以及什么迹象意味着局面在松动

从目前的局面到最终立法生效,还有四个关卡: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文本与农业委员会《数字商品中介法案》之间的协调、需要60票的全院表决、与众议院已通过版本的协调,以及总统签署。每一个协调环节都可能重新打开那三个阻滞性争议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各委员会并没有以完全一致的方式解决它们。Stifel和Beacon Policy Advisors的分析师认为,2026年8月休会前的这几周是2026年内最后一个现实的窗口期,之后这条路径很可能明显恶化,或者干脆在今年内彻底关闭。

据报道,一次终止辩论表决原定于2026年9月15日举行。这个日期来自单一的追踪信源,我们没有与参议院日程进行交叉核实。我们掌握的信源截止于任何结果被记录下来之前,其中没有任何内容显示该法案已经生效。读者应当把该法案2026年年中之后的状态在本文分析中视为悬而未决,而不是已经被判定为未能通过。

如果CLARITY随着本届国会任期结束而失效,各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也不会延续下去。谈判出来的文本可以被重新提出,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内容大概率也会被重提,但那15比9的银行委员会投票优势,以及众议院那294票的多数优势,都需要在成员构成已经改变的新一届国会中重新建立起来。这会重置目前每一个僵持方的议价地位,如果它们预期下一届国会会更友好,这恰恰是让它们更愿意接受法案失效、而不是接受妥协的理由。

有三个可观察的迹象可以表明僵局正在打破,而不是继续持续。第一,是否出现一份携带可执行伦理披露条款的管理人修正案,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有明确前提条件、且该条件直接关联到具体票数的争议。第二,成熟度测试最终是以客观标准和明确的裁决程序出现,还是以一套留给监管机构自行发展的实质性标准出现,因为后一种版本基本上只是把现有的模糊性原地挪了个地方。第三,在检察官的反对意见得到回应之后,第604条是否还能以可辨识的形式存活下来,因为一个被削弱到几乎不再适用的豁免条款,会在保留了”曾经纳入过”这一政治代价的同时,取消这部法案对非托管开发者本该提供的主要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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